在线品鉴第一百零八期—梁启超致伍宪子函

梁启超致伍宪子函，质地：纸，年代：民国癸丑年（1913），尺寸：纵25.9厘米，横15.5厘米。

《梁启超致伍宪子函》中，伍氏被任命为广东省内务司长，其任职与梁启超的举荐有关。梁启超言及此并表现出对伍氏特别的关照，且引发了梁氏对戊戌之败的检讨及经营政党的反省。梁启超曰：“勿使人一见而觉其可畏，最忌者有咄咄逼人之色，戊戌之败即由此。彼一畏则必竭力以相排矣，吾脚跟未稳而环吾前后左右者，皆相排之。吾党之所长者，在志高气盛，无闪缩顾忌之态。然所短者，亦即在是，锐进之心太盛，尊理想而茂情，实羽毛未丰而辄思高飞，百事无预备而贪多务得，前此之失败，未或不由此，不可不引为深戒”^[1]。面对保皇会的失利和党务的颓败，梁启超之言可谓击中要害。梁启超还进一步指出同门中人的缺点：“实则吾党中人，入政界任实事能胜任愉快者，本无几人”^[2]。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逊位的大势已定，康梁“虚君共和”之主张和各类谋划活动落空，希望寄托于政党政治^[3]。康梁在辛亥革命期间种种举措之失败，暴露了内部的政见分歧，相继引发了同仁对内部组织之检讨。无独有偶，麦孟华毫不客气地说：“吾党向来最误者，在无一定之政策，摇摇不定，一日百变，故至今无成。今不可不决定大计，定一政策，勿蹈前者之覆辙也”^[4]。“无一定之政策”的责任，隐然指向康梁，“勿蹈前者之覆辙”，自然是要同过往划清界限。尝许以有“忠直之美”^[5]的徐勤，检讨本党失利的原因时亦称：“吾党十余年来办事，绝无条理，绝无实效。粤沪诸君实心办事者，又鲜其人”^[6]。听闻清帝逊位后，《徐勤致康有为书》中进一步指出：“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7]。1913年8月9日，徐勤批评梁启超曰：“远确系文学士，政党之事非其所长，然既身入其中，亦无如之何也”^[8]。试观康有为及其弟子，几无人能逃脱此批评。       

1913年，伍宪子被举荐任广东省内务司长，上任不到一月“谤书盈筐”，颇被同僚旧友所“攻讦”。1914年春，政府为保全伍氏而将其调离，让其任命湖北，伍氏不就。伍宪子本质上亦是“一介书生”，历史因缘际会，其个人命运却与政党活动紧密相连。伍宪子的自白极好地充当了注解：“吾行年七十，学问无所成就，谈政治四十余年，亦无所成就，原谅我者尚以为曲高和寡，不原谅者则以为迂论迟时，年因此每与政府当局不能合作。……然则何所为，为我到底是书生也。书生有刚气，不为流俗屈，书生有迂气，思以道易天下”^[9]。

 

 

 

注释：

                                               

^[1]《梁启超致伍宪子函》，载自南海博物馆编：《南海博物馆藏书法选》，第14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

^[2]《梁启超致伍宪子函》，载自南海博物馆编：《南海博物馆藏书法选》，第140页。

^[3]安东强：《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4]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839页，中华书局2015年。

^[5]康有为：《致邱菽园书》（1900 年11 月 26 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卷五，第30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10册，第4820页。

^[7]《徐勤致南海书》（1912年4月12日），吴天任著：《梁启超年谱（第三册）》，第9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8]上海市文物保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徐勤致康有为书》（1913年8月9日），第4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9]伍宪子：《中国民主主义》，1-2页，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