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品鉴第一百零七期—香港宪政会布告

　　香港宪政会布告，质地：纸，年代：宣统二年（1910），尺寸：纵30.5厘米，横20厘米。
　　《商报》作为香港保皇会机关报，因其纸本难觅，其发行与内容难以考证。本文以馆藏伍宪子旧藏布告为基础，对《商报》作初步拓展论述。1904年春，康有为、梁启超和徐勤等保皇会首领在香港举行保皇会代表大会，其中议题之一便有开设《商报》^[1]。“诚以香港切近内地、见闻较切，且又为中外交通之枢纽，同志之往来、消息之通传，皆以香港为首要”^[2]。港澳作为连接中国与海外华人的门户，其对于保皇会而言至关重要。根据澳洲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可知^[3]，《商报》作为香港保皇会喉舌，积极履行其宣传职能，继续传播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政治主张，同时通过新闻报道向公众展示保皇会于海外及香港的活动，包括募集捐款、召开公众集会、进行政治演说等。此外，该报还承担保皇会内部通讯与信息传递职能。
　　《商报》办报称：“为外患日亟，国事危急”，目的在“团合群力，通发商情，商正风俗人心之疵疠，商榷政治学术之得失。”内容设论说、时事、商务、杂录、词苑五门^[4]。1904年，伍宪子奉康有为之命，帮助徐勤办报并主持笔政^[5]。“《商报》开办三数年，内地风气未甚开，销数极窒”^[6]。1905年，《梁启超与仲弟书》曰：“《商报》亦大起色，在香港已占第一家之位置矣”。1906年，徐勤向康有为汇报：“《商报》自岑督去后，日间已可上省。从前销千人份，今仅得五百耳，因隔数月，且家数太多之故”^[7]。香港宪政会布告言:“近两年(1907-1908)来方有起色”,但其1909年便濒临倒闭。1909年8月，《徐勤致康有为书》曰：“港函云《商报》必倒，庇能救之否？《商报》如倒，则只有另招股再做可也。现未倒，不能招股”^[8]。布告则揭示其中缘由：因刊登不实报道，被德教士和杨某之诉讼索赔巨款。此外，《商报》担负本党机关义务，每年计寄外埠报之士担不下五千余元，惟收数之滞无实靠^[9]。旧《商报》于庚戌年（1909），被反对党诬讼，以至倒闭出投。港中同志为争一党体面，皆谓投回接办。1909年9月，冯紫珊发起新的招股书，改名为《新商报》^[10]。报务皆改良，聘伍宪子主持笔政，兼请梁启超担任撰述。1911年9月，香港《新商报》因受革命风潮之累，终致倒闭^[11]。

注释：

[1]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567-5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2]馆藏《创办香港新商报章程》（1909年9月）。
[3]李海蓉：《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以《东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第781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
[5]胡应汉著：《伍宪子先生传记》，第8页。
[6]《与仲弟书》（1905年4月25日），《梁启超家书校注本》，第27页，漓江出版社2017年。
[7]《徐勤致谭张孝书》（1906年11月25日），方志钦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42页。
[8]《徐勤致康有为书》（1909年11月2日），上海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8页。
[9]馆藏《创办香港新商报章程》（1909年9月）。
[10]馆藏《创办香港新商报章程》（1909年9月）。
[11]《冯紫珊公开信》（1913年2月），上海文管会编: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