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品鉴第一百零六期—康有为《救亡论》稿便条
康有为《救亡论》稿便条,纸本,年代:辛亥年(1911),尺寸:纵20.5厘米,横8.5厘米。
释文:《救亡论》稿文数篇(存宪处),或交梦示章炳麟。
1911年辛亥鼎革之际,康有为为了向国内政要推销其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派出门生回国与章太炎等人联络[1]。便条中提及的“梦”,应是盛先觉[2]。1911年11月28日,此前在须磨面谒康有为、梁启超,身负代二人传达政见之命的盛先觉乘船抵达下关,30日经长崎后一路西行,12 月2日到达上海,3日访章太炎,“略道虚君共和主义,章求其详,觉因出先生所属携长书示之,章请俟三数日略行研究而后相答,觉许之,并历述南海及先生之苦心孤诣,且求其善为研究焉”[3]。12月6日,盛先觉又于“午后访章太炎,托词事繁不见”[4]。盛先觉致梁书已言: “闻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领,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以询章。章曰: ‘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5]现有材料证实,身为革命党人的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确曾提出过采用“虚君”的共和制[6]。
康有为与章太炎的关系较为复杂。早年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应邀与康门弟子共事,可“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戊戌政变后,章氏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攻击,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自认与康氏“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7]。1900年解辫发并主排满,政治上与康梁等君主立宪派分道扬镳。1902年康氏在海外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了他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的立场。1903年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8],逐条驳斥了康氏的改良学说。康氏与章氏或合或分,并非简单的所谓革命派与改良派斗争可概括。就近二百年的中国思想而言,康有为和章太炎是尤为值得注意的双峰[9]。
注释:
[1]邓华莹:《文本改写与言说真意:辛亥康有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招收的学生之一。
[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第366页,中华书局1979年。
[4]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第366页。
[5]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6]张昭军:《武昌首义后章太炎在日革命活动补证:并介绍几篇重要佚文》,《史林》2019年第6期。
[7]彭春凌:《章太炎致康有为的一封佚信》,《文史知识》2011年第3期。
[8]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550-5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9]干春松:《从历史和信仰来理解国家和民族:康有为与章太炎的分歧》,《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