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品鉴第一百零五期—康有为致平原函

　　康有为致平原函，质地：纸，年代：清末，尺寸：纵24.9厘米，横42.2厘米。

　　释文：付来各数，经付美发印布。今抄一份，暂存港中以备驳之。且示大众，或再在港印些示人，或候美洲印到者亦可，可相机行。至美中各信件攻振者，必当刻《商报》中，以见吾人心，并令《国事报》刻之，至要至要。且可遍寄陈劝业过及袁督，俾其知人心也。西峰亦不妨寄之。节若阻扰，必不听，必勿听。以今者人心大愤，全赖议案。节尚欲压之致，迟迟至今乃明白，今尚欲压此耶，节既附会，截汇以败实款。又欲抑压公论以败吾名耶。此后一切文字权必不可听节干预，况今已得魅亲据案可解。更当明人心。若好，龙求和后更不必印刻矣，则人心无从而明。切切，此告。平原，八日。

 

     据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所藏伍宪子遗稿可知，伍宪子曾用“平原”名^[１]。其实，馆藏一封康有为致平原函的信封上即有收件人：“香港《商报》伍宪庵先生”。馆藏有五封康有为致平原函，年代大体为1909年至1910年。《康有为与保皇会》载有一封平原致公裕、莘夫书，时间为1909年10月31日^[２]。1909年康有为与叶恩等人发生严重的财务与人事纠纷（史称“振华事件”），其对宪政会海外实业产生毁灭性打击，导致商务败坏、内部内讧^[３]。康有为此时面临的难题有：舆论反击叶恩等人挽回人心，重整商务公司等。康有为致平原函大致围绕这些困境而展开言说。

1909年10月，《徐勤致康有为书》曰：“宪庵有肝胆，可重托，省港事托之，甚好”^[４]，这表明伍宪子可堪重用。11月，伍宪子以香港宪政会之名致各埠公开信，洋洋洒洒数万言，公开替康有为辩白并加以反驳，召令党内团结^[５]。“伍宪子亦在《商报》上刊有《驳廖寿华书》《诘刘作楫哀启》《万木草堂同人与刘少铭书》，皆已辨明此事。又有《伍宪子上臬司书》一篇，尤为刘案之清议，同志诸兄皆已见之”。不久之后，《澳洲雪梨帝国宪政会伍萼楼等致康有为书》曰：“然经《商报》及伍宪子公道人持平子等著论辨明是非，有真水落石出，非容蔑捏也”^[６]。1910年澳洲宪政会加入这场争执，函电亦由伍宪子等起草，力挺康有为^[７]。

作为后起之秀、康门忠实追随者的伍宪子，在“振华事件”中的突出表现，无疑加深了康氏对其的信赖。馆藏一批伍宪子旧藏康有为致其信函，年代上多为1909年至1914年间的书札。实际上“振华事件”之后，伍宪子才逐渐走入康有为的核心圈。梁启超与伍宪子虽为同门，却未尝同学，1910年12月伍氏从北京写信给梁启超，此为可查两人间最早的直接通信^[８]。1913年，《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梁氏直言伍氏为“吾侪所最敬爱”^[９]者。

 

注释：

　　　　　　　　　　　　

^[１]伍宪子旧藏康有为重要手迹、文献专题，华艺国际（广州）2024秋季拍卖会。 

^[２]《平原至公裕、莘夫书》，上海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３]张荣华：《振华公司内讧与康、梁分歧》，《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４]《徐勤致康有为书》（1909年10月13日），上海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40页。

^[５]《香港宪政会伍宪子等致各埠公开信》（1909年11月2日），上海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4页。

^[６]《澳洲雪梨帝国宪政会伍萼楼等致康有为书》（1909年10月后），上海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48页。

^[７]伍宪子等: 《澳洲帝国宪政会致各埠公开信》( 1910 年1 月26 日) ，载上海文管会编: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64－465页。

^[８]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25-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９]《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13年11月26日），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80-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