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品鉴-南海区博物馆藏南海窑陶瓷器浅析
佛山石湾窑，素以生产烧造陶瓷著称。明清时期是石湾窑的繁荣与鼎盛阶段，至今石湾窑仍窑火不绝。往上追溯，唐宋时期佛山地区古窑址分布众多，其生产的陶瓷器亦独具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高明大岗山、禅城石湾大帽岗、南海小塘奇石和南海和顺文头岭等，发现多座唐宋时期的龙窑、馒头窑遗址，出土了众多陶瓷器。大岗山窑址位于高明区三洲乡塘尾村的山岗，北有西江河，试掘了两座龙窑，窑址年代为唐中晚期[1]。大帽岗窑址位于禅城区石湾东部，临近东平河，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古窑址掩埋在大帽岗西南山坡一带。1957年，当地民众在此挖壕沟时发现有古窑遗迹，广东省文管会作了初步调查；1962年，广东省博物馆对大帽岗窑址作了复查并试掘,在西部近岗处发现宋窑堆积，它还压在唐代窑址上面[2]。奇石窑址位于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奇石村，临北江水道，倚山傍水，东南距石湾九公里。1976年，广东省考古人员对奇石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奇石窑址范围较广，主要集中在虎石山、大庙岗等几个山岗，绵延三、四公里，共有几十座唐宋时期的龙窑[3]。文头岭窑址位于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逢涌北面约一公里的山岗，南面近河，交通方便，窑址依山势修筑，遗物堆积丰富，揭开表土，就可捡到瓷片和窑具[4]。这些古窑址均紧靠珠江支流，属于临江型选址，选择建在出海水运交通便捷的地方，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销倾向[5]。
佛山地区唐宋窑址位置示意图
由于文头岭窑并未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奇石窑则因近年城市基建破坏，现就南海区博物馆馆藏南海窑陶瓷器作具体介述，并对相关问题作初步讨论。
南海区博物馆收藏的此批南海窑陶瓷器及残片是多年采集而得，器型多种多样，包括碗、罐、盘、壶和盏等，完整器较少，大部分为残片。现将典型标本分类介绍如下。
1.罐
圆唇，圆鼓腹，平底，腹部饰多圈凸棱，外壁施青釉，内部不饰釉，制作粗糙；口径9.4厘米，底径8.7厘米，高12.3厘米，奇石采（图一，1）。卷沿，短颈，斜腹，腹部饰多圈凸棱，平底，外壁施青黄釉不及底，口沿内壁施青黄釉， 口8.5厘米，底9厘米，高14.5厘米，文头岭采（图一，2）。圆唇，口部变形，四系耳，鼓腹，腹部内收，平底，外壁施青黄釉不及底，内壁及底部施青黄釉，口径9厘米，底径9.5厘米，高17厘米，奇石采（图一，3）。圆唇，四系耳，鼓腹，平底，肩部施有水波纹，外壁施青黄釉，且脱釉严重，口径11.9厘米，底径12.5厘米，高16.5厘米，文头岭采（图一，4）。
图 一
残罐底部：平底，素胎，底径7.8厘米，残高5.2厘米，奇石采（图二，1）。残罐：素胎，敛口，鼓腹，平底，制作粗糙，底径9厘米，高7.5厘米，文头岭采（图二，2）。
图 二
罐口肩部残片：卷唇，短颈，外壁施酱褐釉，口径13厘米，奇石采集（图三，1）。带耳罐口肩部残片：口部有一圈凸棱，外壁施酱褐釉，残长8.9厘米，文头岭采（图三，2）。罐肩部残片：施青釉，刻划弦纹和水波纹，残长14.5厘米，奇石采（图三，3）。罐腹部残片：刻划水波纹，外壁施青黄釉，残长7厘米，文头岭采（图三，4）。带耳罐口肩部残片：施黄釉，双线框内有印文“林字号”，残长13厘米，奇石采（图三，5）。带耳罐口肩部残片：胎体厚实，外壁施青褐釉，双线框内有印文“文仲字”，残长12.7厘米，文头岭采（图三，6）。罐腹部残片：施青黄釉，模印菊花纹，残长8.9厘米，奇石采（图三，7）。罐腹部残片：施黄褐釉，模印花卉图案；残长9.5厘米，奇石采（图三，8）。带耳罐口肩部残片：外壁施青黄釉，带有刻划纹，残长13.3厘米，奇石采（图三，9）。
图 三
2.执壶
长颈，折肩，瓜棱腹，饼形底；颈口残，颈肩部置一弯曲的小柄，短流，小柄和流残缺，肩部刻有弦纹、回纹，施青黄釉不及底；底径11.6厘米，残高21.7厘米，奇石采（图四，1）。长颈，折肩，瓜棱腹，平底；颈口残，颈肩部置一弯曲的小柄，短流，小柄和流残缺，器表施酱黑釉不及底，内壁施酱黑釉至颈部；底径9厘米，残高16.8厘米，文头岭采（图四，2）。直口，圆鼓腹，平底，曲柄，流残；器外壁施青黄釉不及底，底径10.1厘米，残高19.6厘米，文头岭采（图四，3）。
图 四
3.盏
盏口残片：质地坚硬，敞口，浅腹，饼足，内壁酱黑釉，外壁不施釉，底径2.8厘米，高2.5厘米，奇石采（图五，1）。敞口，斜壁，饼足，内壁施青黄釉，外壁不施釉，质地较疏松，底径2.9厘米，高2.9厘米，奇石采（图五，2）。敞口，斜壁，圈足，素胎；口径8.9厘米,底径3.9厘米,通高4.3厘米，文头岭采（图五，3）。
图 五
4.碗
敞口，斜腹，矮圈足；器内壁施青釉，大部分脱落，器外壁不施釉，口15.5厘米，底径6.5厘米，高6厘米， 文头岭采（图六，1）。底部残片：斜直壁，饼形足，内外施淡青釉，外壁半釉，底径4.3厘米，残高4.7厘米，奇石采（图六，2）。底部残片：弧腹，矮圈足，内外壁施青釉，碗心内折处有弦纹一道，底径4.4厘米，奇石采（图六，3）。底部残片：弧腹，高圈足，内外壁施酱褐釉，底径4.4厘米，奇石采（图六，4）。底部残片：宽圈足，内壁施酱黑釉，外壁不施釉，碗底残存四个垫烧泥块，底径8.5厘米，奇石采（图六，5）。
图 六
5.盆
口部残片：质地坚硬，侈口，折沿，内外壁施青褐釉，外壁施釉不及底，残高12.1厘米，奇石采（图七，1）。口部残片：质地坚硬，折口，平沿，弧腹，内外壁施青黄釉，外壁半釉，残高15.2厘米，奇石采（图七，2）。底部残片：质地较为疏松，平底，内壁和底部模印花卉纹，内外壁施黄褐釉，残长11.2厘米，奇石采（图七，3）。底部残片：质地坚硬，平底，斜腹，内壁和底部施青黄釉，外壁不施釉，内腹和底部饰绶带纹作装饰，残高9.8厘米，奇石采（图七，4）。底部残片：质地坚硬，平底，内腹和底部施酱褐釉，器外壁不施釉，内腹和底部饰花卉和绶带纹作装饰，残长21.6厘米，奇石采（图七，5）。口部残片：质地坚硬，内外壁施酱褐釉，残长8.1厘米，文头岭采（图七，6）。底部残片：平底，内壁和底部施青褐釉，外壁不施釉，底径13.2厘米，文头岭采（图七，7）。口部残器：内外壁施青釉，釉下绘褐彩纹饰，残高7.5厘米，文头岭采（图七，8）。口底部残片：敞口，斜腹，平底；内壁施黄褐釉，盆底模印花卉纹，外壁不施釉，底部有一个垫烧泥块，底径13.7厘米，高9.8厘米，文头岭采（图七，9）。
图七
6.刻槽盆
口部残片：质地坚硬，侈口，平沿，弧腹渐收，外壁有刻弦纹，内壁用蓖齿划出多道排列有序的竖沟纹，口沿圈外壁施青黄釉，奇石采，残高20厘米（图八，1）。底部残片：质地疏松，素胎，弧腹渐收，平底，盆内用蓖齿划出多道竖沟纹，残高12.4厘米，奇石采（图八，2）。底部残片：质地坚硬，灰胎，斜腹，平底，内壁和底部用蓖齿划出多道竖沟纹，底径12.4厘米 残高6.7厘米，文头岭（图八，3）。口部残片：敛口，腹内收，口沿圈内外壁施黄褐釉，口部有仰口叠烧泥块，残高9厘米，文头岭采（图八，4）。
图八
7.钵
敞口，弧腹，圜底，口沿残缺；素胎，钵的底部有六个垫烧泥块，口径15.3厘米，底径6.7厘米，奇石采（图九）。
图九
8.陶罈
小口，丰肩，圆弧形腹部往底部渐收，高圈足；腹部堆贴四道水波凸棱，肩腹部交接处堆贴一圈模印人像，多数残；器表施酱褐釉，胎质粗松；口径10.5厘米，底径14.5厘米，文头岭采（图十，1）。陶罈肩腹部残片：器表施青釉，堆贴一道水波凸棱，残长9.8厘米，文头岭采（图十，2）。
图十
综合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考古发现，其出土陶瓷器有以下特点：一.器形：以罐、盆、壶、碗、钵、盏、陶罈等为主，多数种类可分大、中、小不同型号。二.釉色：以青黄釉、酱褐釉为主，还有青釉、酱黄釉、酱黑釉等。三.装饰手法：除釉面装饰外，器物的肩部有贴塑，器物表面的纹饰有刻花、划花、戳印等。四.模印纹饰分类：带花卉框或绶带框的纹饰，花卉纹装饰，带双线框或单线的文字。五.烧造工艺：碗、钵等有采用泥块垫烧的方式，采集发现不少支座，器形大的罐、盆则发现倒置烧造的痕迹，文头岭采集的刻槽盆发现有采用垫块仰口叠烧的方法。
考古发现来看，奇石窑、文头岭窑和大帽岗窑主要为唐宋时期的遗址。奇石窑出土的残片中，带耳罐的耳与耳之间多有戳印的印记款。这些印记款的文字多为楷书，多带长方形框，有的带有纪年款，此为奇石窑的烧造年代提供了标尺。现发现带耳罐残片的纪年款有“嘉佑□□”（1056-1063年）、“政和元年”（1111年）等北宋年号[6]。此外，考古人员曾在大帽岗窑址采集到一件茶碾残件刻有“天禧叁□造茶曹”字样[7]，“天禧”为北宋真宗年号，其为宋窑的年代亦有了依据。奇石窑址和大帽岗窑址，唐代堆积层被压在宋代堆积层之下，唐窑堆积层主要出土酱黄釉和青釉陶片，器物外壁施半釉，胎体较为厚重，胎质粗糙、疏松[8]。文头岭窑址与大帽岗窑址、奇石窑址出土遗物，无论从造型和纹饰，还是胎质、釉色、烧造方法来看，三者共性较多，差异性较少，文头岭窑址的年代亦为唐宋时期。
文头岭窑址、奇石窑址和大帽岗址三者相距十几公里，均分布于北江流域及东平河，考虑到三者之间诸多共性，窑址之间的互动性极为频繁，可以推测三处窑址属于同一生产系统[9]。大岗山窑址相距三者距离不算遥远，但属于西江流域，烧造的瓷器与三者相比差异性较大。大岗山窑址出土器形有碗、碟、盘、缸、盆、罐、釜、壶、炉、砚灯、瓷环、器盖等，瓷器胎均呈青灰色，以施青绿釉为主，也有少量酱釉[10]。四个窑址的烧造技术和施釉方法亦有相同之处，碗、盘和钵等小件器内底多留方形垫泥或垫烧痕迹，器表施釉不到底。
2.褐彩瓷与陶罈的烧造
南海窑彩绘瓷虽出土少，但亦有零星发现。文头岭窑采集到一件盘口部残片，釉下褐彩工艺（图七，8）。此外，文头岭窑曾出土一件褐彩军持[11]（图十一，1），口颈部和近足部一周满涂褐色彩料，其余素胎不施釉，直接于涩胎上以褐彩绘画。奇石窑亦发现烧制褐色彩绘瓷，并有一件彩绘长颈瓶残片[12]（图十一，2）出土，颈部刻划旋纹，用铁锈褐釉描绘纹饰。大帽岗窑附近的小望楼岗亦出土一件褐彩莲瓣长颈瓶[13]（图十一，3），颈肩部以褐彩绘莲花瓣纹，腹部绘卷草纹和花卉纹，器表施釉，釉层剥落。1964年佛山澜石宋墓出土褐彩人物梅瓶[14]（图十一，4），褐彩直接绘于涩胎之上，肩部以一周褐彩带状蓖点纹和缠枝莲纹为饰，上下腹勾画一周带状菱形花卉纹，腹部为四个菱花开光图案，外壁通体施透明釉。1979年南海西樵马头岗出土一件宋褐彩梅瓶（图十一，5），素胎，肩腹部饰缠枝花卉纹。褐色彩绘瓷装饰工艺有釉下褐彩和素胎彩绘两种。釉下彩绘器物是用酱褐色或深褐色釉料彩绘好之后，再施一层透明釉烧成，素胎彩绘用酱褐色或深褐色彩釉料直接在器物的表面上绘画花纹后入窑烧成。这些都说明南海窑在宋代已有烧制褐色彩绘瓷的传统。
图十一
陶罈作为丧葬用器，唐宋时期广东地区多有出土，典型器型为堆塑人物型陶罈。其特征为：器物修长，上宽下窄，椭圆形腹，腹部堆塑三到五道水波纹凸棱，高圈足；肩部堆贴一圈围栏和模印塑像；有盖，通常做成楼阁或塔刹形；陶罈外施酱黄釉，但大多都已剥落。这类陶罈在广东的分布范围广，是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产物[15]。佛山澜石[16]和鼓颡岗[17]亦出土了该类型的陶罈。该类陶罈，由于多见于广东出土，应该是本地窑场的产品。大帽岗窑采集过一件酱褐釉陶罈残片“口肩部围栏装饰残件，贴塑人物造像”[18]，奇石窑出土一件陶罈“造型精巧，如倒置的花瓶，上大下小；小直口，宽肩，胫敛收，喇叭足；肩部一周饰以竖起的佛像、兽像七块，另有蟠龙形饰物一周，肩以下饰水波状附加条纹五道，腰部划水波纹；有盖如小塔刹；施青黄釉，不到底”[19]，文头岭窑亦采集过此类陶罈（图十，1）。由上可知，南海窑亦是堆塑人物型陶罈的主产地之一。
3.窑址陶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奇石窑、文头岭窑和大帽岗窑以生产日用生活陶瓷器为主，器物以满足周边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炊煮、饮食和盛储等功能为主。据《石湾陶瓷工业志》载：“奇石窑绵延数公里，有20多座龙窑，其中3座龙窑底下叠压着11座半椭圆形唐代馒头窑……有的在一个岗上几座龙窑并排在一起。从考古发掘统计，宋代窑址并列在一起的约占三分之一”[20]。考古工作人员描述奇石宋窑堆积层十分厚实，剖面最厚处达七、八米[21]，足见奇石窑在当时的生产规模何其壮观。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盛，据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可知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航海线路，广州港是重要站点[22]。从石湾镇的大帽岗窑，沿着石湾东平河岸上溯直到小塘奇石村的奇石窑，从奇石沿河往北约十公里，即到南海北部的文头岭窑，通过周边附近水网，前往广州及出洋航线的水路均不足50公里。
窑址口设在江边，对于陶瓷器的运输来说，水运是更加便捷和安全的运输方式。近些年来，海外多个地区出土南海窑生产的陶瓷器，多数学者推断，由于宋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发达，刺激了佛山地区窑业的发展，奇石窑等一批窑址的产品行销海外[23]。奇石窑、文头岭窑和大帽岗窑，都是当时佛山重要的陶瓷生产和外销基地。
参考文献：
[1]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广东省博物馆、高明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广东高明唐代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 年第9 期。
[2]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省石湾古窑址的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3]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省石湾古窑址的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4]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5]刘大川：《珠江三角洲地区唐代制瓷业的考古学观察》，《东南文化》2010年第4期。
[6]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省石湾古窑址的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7]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石湾窑》，图录5，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版。
[8]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省石湾古窑址的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9]林乃燊、邹华、石稳：：《石湾陶瓷的源流、特色和历史地位》，《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10]广东省博物馆、高明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广东高明唐代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 年第9 期。
[11]杨少祥：《广东瓷器与国内外瓷窑的关系》，载《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年版；宋良璧：《广东的宋元彩绘瓷器》，《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
[12]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石湾窑》，图7，第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版。
[13]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石湾窑》，图录11，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版。
[14]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石湾窑》，图录12，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版。
[15]曾广亿：《广东出土的古代陶坛》，《考古》1962 年第2 期；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出土的古代陶坛续介》，《考古》1965 年第6 期；刘朝晖等：《香港出土对堆塑套坛研究》，《南方文物》2009年第9期。
[16]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广东佛山市郊澜石唐至明墓发掘记》，《考古》1965 年第6 期。
[17]曾广亿: 《广东佛山鼓颡岗宋元明墓记略》， 《考古》1964 年第10 期。
[18]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石湾窑》，图录4，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版。
[19]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省石湾古窑址的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20]佛山市陶瓷工贸集团公司编： 《佛山市陶瓷工业志》，第41-42 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 年。
[21]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省石湾古窑址的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22]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985 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23]黄惠怡:《香港出土宋元瓷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07年第6期；赵冰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国佐尔法·努杜德港口遗址出土中国瓷片》，《文物》2014年11期；刘未：《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黄晓蕙：《佛山奇石古窑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16年第6期。
